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既是为本国的的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而斗争，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共谋人类解放的组成部分。因此，怎样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国际援助的关系，是涉及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期间及会后的妥善处理，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遵义会议慎重处理了自主决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期间，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由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转折点，从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和革命。遵义会议纠正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情况非常特殊，不仅不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下进行的，而是恰恰相反，既严厉批评了受共产国际支持的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独立自主地重新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连多年来尊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李德也因军事路线上犯了严重错误而被批判，并撤销其军事指挥权。这些做法是中共党史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也是政治上已经成熟的重要标志。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遵义会议采取的上述重大措施，是在拥护共产国际的大前提下进行的。会议虽然批评和纠正了博古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所犯的“左”倾教条主义，以及朱德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但没有涉及共产国际在指导上的责任，相反却给予必要的尊重。会议决议对共产国际1933年10月、1934年2月和6月的数次来电均作了肯定性的评价，也没有点名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负责人王明（当时正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是因为，八七会议纠正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及1931年中共三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都同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分不开。直接召开这次遵义会议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一个下层组织，所以，怎样妥善地处理与上级领导机关的关系，既坚持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主要负责人，又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继续争取苏联的支援，就成为遵义会议后必须慎重处理的一个重大问题。

新任总书记张闻天及时部署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书记处会议，鉴于不久前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队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中央红军还很少可能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于是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重要决策报请共产国际批准。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然而到同年10月，由于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破坏，国民党特务不仅逮捕了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和电台工作人员，而且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以致中共中央被迫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

1935年3月5日，任弼时从红二、六军团致电已经从江西突围的中共中央，报告上海中央局派交通员两次来红二军团，并带来与沪电台联系的密码，所持中央局介绍信称：中央驻沪全权代表处去年10月遭破坏，在上海的中央局、共青团组织、工会、特科“均受极大破坏，干部牺牲很多”，“沪完全坍了，和中央关系中断三月”。经考察，来人“似无大问题”。我们拟建立此间与上海经常的交通线，并拟在津市建立中转站。因此间电台功率小，与上海“恐无通讯希望”，望“中央台仍注意和沪台联络”。

对于任弼时告之的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深感当务之急是要打破信息闭塞状态，随即决定派人去上海恢复党的白区工作，并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于是，张闻天代表党中央首先找潘汉年（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谈话：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和陈云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白区工作部部长）离开部队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恢复党的秘密工作，并设法打通上海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只有这样才可能掌握国际形势的全局，以利确定正确的行动方针。并且告诉潘汉年：我们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电台早已中断了。你知道，我们同国际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你们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得设法到莫斯科去。总之，应当尽快地和国际打通联络线，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结果和红军战略转移的近况。张闻天还说：遵义会议后，考虑到今后的军事行动将更为艰难和严峻，党中央曾打算将中央机构转移到南洋地区去活动，但没有确定下来。现在派陈云和你出去，就是要使党中央保持着和国际国内的有效联系，不致被长久地隔绝在边远、闭塞的地区。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还向潘汉年介绍了到贵阳城找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办法。

陈云也和潘汉年谈了话，他们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期已经有过良好的合作，彼此都很了解和信赖。陈云对他说，我们这次要分开走，中央决定让你先行一步，到上海后我们再设法会合。他们约定了在上海的联络办法，是用陈云相识的潘汉年表妹吕鉴莹的地址会合，因为吕的丈夫潘渭年是潘汉年的堂弟，中共党员。

潘汉年先行前往上海未获成果

潘汉年接受上述任务时，正值中央红军二度占领遵义，准备向贵阳进发之际。他经过一番安排，化装成一个商人，改名杨涛，邓发（时任保卫局长）为他找的一个商贩结伴，混在被红军拘捕的一帮大烟贩子中。他凭着丰富的社会知识和能言善辩的口才，没有多长时间就同这些商贩混熟了，并使他们非常信服。当红军向贵阳转移时，这些在押的不法商贩一起跟着部队出发，潘汉年有意策动他们行动迟缓，落在大队人马的后面，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时，便带着他们逃跑。负责押送这些商贩的部队指战员心知其中的奥秘，虚假地追赶了一阵也就作罢。这些商贩则把潘汉年当作义士侠客和救命恩人，处处给以照顾和保护，从而一起混过了沿途国民党军队的盘查，平安地到达贵阳。

潘汉年到贵阳后，找到中共贵州省工委的秦天真，在听取当地的工作汇报后，及时传达了中央的三点指示：（1）迅速建立起贵州省工委会；（2）准备迎接红军，建立面向贵阳、遵义，背向川滇的苏区；（3）搜集贵州敌军的军事地图、军队密码、飞机符号等。潘汉年在贵阳休息了一个星期，随即在秦天真派的社会关系蓝运城（女）掩护下，一同搭乘敌军地方部队运转物资的军用汽车前往广西柳州和梧州，再转乘轮船到达广州，并继续转赴香港。三四月间，潘汉年从香港写信给吕鉴莹联系，得知潘渭年在上海，然后经吕联系，约定兄弟俩在上海相见的地点，即离港赴沪。

潘汉年抵上海，得知潘渭年的领导是董维健（即董健吾，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长），即要他向董报告，要求与当时中央局负责人会面。经董联系后，潘汉年与负责中央局工作的浦化人见了面，进一步得知上海中央局已于1934年6月、10月和1935年2月遭到敌人3次大破坏，遂于1935年3月另行成立上海临时中央局，以维持党在白区的工作及各方联系的局面。潘汉年到达上海后，向浦化人说明了中央派他来上海的任务，并要求寻找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关系。浦告诉他，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又名劳伦斯）不久前已被敌逮捕，目前已没有负责人在上海，而且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在此久留也不安全，劝他们回香港等候，并通知有关方面与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因此，潘汉年与潘渭年约好今后联系办法后重返香港。

潘汉年回到香港后，又主动设法与另一渠道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即会见了原先的情报关系梅龚彬（原名梅电龙，从1932年起即有来往）、钱铁如以及多年失去党的组织关系的柯麟和叶挺等人。从这些熟人那里，潘汉年初步了解到共产国际将于下半年在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要想找到共产国际的关系，可以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于是便寻求办理出国的手续。梅龚彬约请前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与潘汉年见面，请他们疏通两广派的关系找出国的门路。叶挺也找到了广州警察局专管出国旅行护照的关系，为潘汉年办理出国手续。

陈云历经艰险赴莫斯科找到共产国际

在潘汉年先行去沪的同时，陈云则继续随红军西进，经过两渡赤水、突破乌江、强渡金沙江、飞夺大渡河等艰难历程，于1935年5月31日到达西康的卢定县城。当晚，陈云出席了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的形势与任务。会议作出两项决议：一是中央红军北上走雪山草地一线，以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陈云前往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会后，张闻天同陈云谈话，再次说明白区工作的重要性和中央派他去沪的意图，嘱他尽快沟通中央与外界包括同共产国际的联系。6月，中央红军攻取四川西部的天全县，终于摆脱了强敌的围追堵截，也为陈云出川赴沪创造了有利时机。

由于陈云此行肩负重大特殊使命，中央对他的旅途安全作了周密的部署：（1）采取迂回前进的路线，为了避开国民党军警密集的封锁线，安排陈云从天全县灵官殿村向南绕道荥经县，之后经雅安北上成都，南进重庆，再乘船沿长江东去上海。（2）找一名当地的共产党员随行照应，人选为土生土长的地下党员席懋昭（四川仪陇县人，1933年加入共产党，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天全县灵官殿村小学校长）。（3）找一个可以作挡箭牌的“向导”。恰巧在红军进入天全县时，抓获了当时的县教育局长，此人又是荥经县的一个地主，正好可以利用。于是红军将他随军押到灵官殿村，然后故意让他脱逃，好为陈云他们所利用。然而，在随后的历程中仍是充满了惊险和机智的交织。

6月上旬的一个雨夜，陈云装扮成一个躲避红军的商人，在扮做川军军需人员的席懋昭陪同下，于灵官殿村离开继续长征的红军队伍，踏上了艰险的路程。当时由于中央红军进入川西，四川境内大小军阀都很惊恐，急忙调集所能动员的军、警、宪、特，外加乘机入川的“中央军”，到处设卡，层层封锁。陈云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奉命出川，困难可想而知。但他在四川党组织的协助下，以自己的勇敢和机智，终于闯过了一道道险关，其中，那位同行的教育局长还和陈、席二人成了“患难之交”，给了不少帮助。

当陈云、席懋昭离开灵官殿村沿着泥泞小路前行不久，那位被红军有意放跑的天全县教育局长，很快跟了上来。这位局长庆幸自己“死里逃生”，与陈、席二人不期而遇。席懋昭主动和他打招呼，佯称他俩是为躲避红军而往外跑的。当时这位局长身处荒郊野外，在失魂落魄之际碰到了两个同样遭遇的人，正是喜出望外，即以实情相告，并流露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意。这一点，正是陈、席二人求之不得的。由于这位教育局长在天全、荥经两县是个知名人士，同地方军阀、豪坤均有交往，有他相伴而行，一路上方便得多，顺利通过了敌人的一道道关卡。到了荥经，这位“患难之交”的教育局长还招待陈、席二人在自己家里住了一宿。随后，他俩继续以商人和川军军需人员的身份往成都赶路，机智地应付了反动军警的多次盘查。

到达成都后，陈云持刘伯承的亲笔信拜访他的挚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胡见刘信，既为老友健在而喜，又为新朋的安全担忧，忙对陈云说：现在外面风声很紧，你尽快离开这里为好，随即安排他就在美丰银行楼上住宿。第二天一早，陈云还交给胡公著一张文稿，请他派人到《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一则《廖家骏启事》，内称：“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象牙图章一枚，文为寥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是周恩来与陈云事先约定的“平安到达成都”的联络暗号，以此告慰党中央。随后，陈云告别胡公著，与席懋昭在约定地点会合赶往重庆。他们时而坐车，时而步行，机警地避开敌人关卡。到达重庆后，陈云持刘伯承的另一封亲笔信，在一家店铺里找到了刘的弟弟，并在其家中住了下来。12天后，陈云买到了去上海的船票，与席懋昭在朝天门码头依依惜别，独自乘轮船顺流东去。

陈云于6月底（或7月初），抵达上海时，这里已是今非昔比。他化名李介生，先在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永安旅馆住下。由于中共地下组织接连遭到4次破坏，一时难以接上组织关系，而且从公开登报反共的原共产党员名单来看，就有70多人认识陈云，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种异常恶劣的环境中，陈云只好先通过公共电话簿查到老朋友章乃器的电话，请他帮助找到他的三弟。这时，章乃器已是一位知名人士，除了担任浙江实业银行的副总经理和沪江、光华两所大学的教授外，更是以很大精力从事抗日救国运动，被誉为“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家”。他的三弟章郁庵，曾任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支部书记，以及上海店员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与陈云共同从事过工运斗争。这时，章郁庵改名章秋阳，公开身份是上海东方信托储蓄公司高级职员、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经纪人，并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于是，陈云通过章乃器找到了章秋阳，移到章秋阳在霞飞路的家中暂住，后又住到其在英租界山西北路的岳母家，并通过章秋阳找到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等，从而接上组织关系。当他了解了上海党组织的现状后，决心重整旗鼓。

不料风云再变，上海临时中央局和江苏省委（设在上海）又遭敌人大破坏，浦化人和临时中央局宣传部长董维健等人被逮捕。陈云临危不惧，经章秋阳设法与在临时中央局工作的杨之华（瞿秋白夫人）、何实嗣（何叔衡女儿）取得联系，得知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又通过他们与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员接上关系，初步完成了中央政治局委托的任务，然后又经潘渭年与在香港的潘汉年取得联系，相约在上海见了一面。

共产国际和在莫斯科的中央代表团得知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认为陈云、潘汉年等主要负责干部在上海已难以立足，同时认为原来的那一套斗争方式已不适应，于是决定改变方针，实行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策略，指示他们立即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去工作或学习。

设在上海的中央特科传达了以上指示，陈云随即向上海地下党组织交待工作。9月上旬，通过宋庆龄的帮助，由国际友人马海德医生开着一辆高档的福特轿车，把陈云和陈潭秋顺利地送上一艘苏联货轮，同行的还有曾山、杨之华、何实嗣等七八人。为了躲避国民党军警上船搜查，苏联船长把陈云特地安排在享有检查豁免权的船长室；其他同志则藏在货轮最底层的闷舱里，又黑又脏又臭，空气十分污浊，直到货轮驶出黄浦江进入大海后，他们才得以登上甲板重见天日。当货轮到达海参崴时，陈云一行离船踏上这个中苏边境城市。苏方为了掩护他们，公安人员持枪装作押送走私犯的样子，把陈云一行以“偷渡者”名义带下货轮直接护送到海参崴公安局。在这里，陈云等人立即换上了西装，休息两天后改乘火车西去莫斯科。潘汉年则化名水番三郎，于8月下旬乘苏联货轮“东方号”离开上海，也于9月上旬到达莫斯科。

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听取陈云关于遵义会议情况汇报并表示认同

陈云于9月上旬到莫斯科后，随即被安排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也称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9月25日至10月11日召开），并在大会闭幕后同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滕代远受到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接见。9月底（或10月初）开始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化名史平）任监察委员会委员。10月9日，同陈潭秋等曾出席共产国际七大或青年共产国际六大的11名中共代表一起，进入莫斯科列宁学校特别班学习，同时做好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实际情况的准备。

这时，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已达一年。正当共产国际执委会急切盼望了解中共情况之际，陈云等人来到莫斯科， 使季米特洛夫（前不久经共产国际七大当选为总书记，并分管共产国际中国部的工作）等领导人非常高兴。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听取陈云、潘汉年、陈潭秋3人的汇报。陈云详实地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开始长征的艰难历程，以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及候补书记弗洛林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答复。

陈云的汇报，如实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和红军在战略转移初期的混乱，说明出现这种情况虽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华夫（即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所造成，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拒绝毛泽东倡导的积极防御方针，尤其是在从江西到贵州的长征第一阶段，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但从指挥上看犯了三个错误：一是“部队出发西征之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二是长征“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带了许多笨重的机器和大量的物件，我们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工厂的机器都抬走。专门运输这些设备的，就有5000人”。以致“主力部队全都变成了辎重护卫队……先头部队往前挺进，而后卫部队还落后在二三百里之外，……大大削弱了我们的战斗力”。三是在进行路线上仿佛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写好的路线。但是“由于军用地图上的位置常常标错，我们常常走进死路而被迫走回头路”。因此，“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结束”。“我们抛弃了过去的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由于策略改变了，我们前进比较顺利，打进了贵州，攻占了遵义城。”

接着，陈云汇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 ，着重说明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而且有中央红军的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会议“彻底纠正”了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前一阶段犯的一系列军事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从而“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这次会议还决定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四川进军。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斗争，“两支大军———红四方面军和江西中央红军终于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师”。

陈云接着高瞻远瞩地指出，这次“历史性会师”具有的重大“政治意义”：（1）冲破敌人的包围圈，主力红军实现了大转移，标志着蒋介石“清剿”红军计划的破产。（2）红军两支大军会合后，建立了强大的革命根据地，而且具备了红军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实力，因而可以与敌人进行更大规模的较量。（3）在江西时敌人可以把我们团团包围，现在红军位于川北、陕西、甘肃和青海一带，军事战略条件比以前更加有利。蒋介石现在只能从东向西或从南向北对我们发动进攻，再也不能从四面进行包围，这种有利的战略位置是今后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陈云的汇报，还总结了遵义会议后中国红军之所以能够摆脱被动挨打局面、实现转败为胜的原因，认为归根到底在于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1）红军有着真正英勇不怕牺牲的战士。（2）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特别是领导上都成熟起来，培养了一批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政治、军事领导人。（3）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他强调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关键在于“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陈云在汇报中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即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所犯的关门主义错误，主要表现为“我们同十九路军订的军事协定，不是建立在创建反帝统一战线这一正确立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把十九路军看作是某种试图走特殊道路的反动势力，把它视为没有任何前途的第三种力量”。从而明确提出：“我们的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

总之，陈云这次当面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所作的详细、客观、平实的汇报，使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红军撤出苏区以后中国革命的现状，庆幸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终于走出低谷，重新迈向胜利。这对他们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富有实践经验的领袖群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之前，1935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经将毛泽东列入共产主义运动杰出活动家的名单，并被选举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这次听取陈云的汇报，季米特洛夫等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才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也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班子的认同。并且由于共产国际七大已经作出决定：共产国际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各国领导可以“独立地来解决斗争中的政治问题和策略问题”。因此，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当听到中国红军因指挥上的“左”倾错误导致巨大损失后，都感到非常痛心和惊讶，意识到共产国际以往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与实际不符，需要重新检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从以上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反应可以看到，陈云的这次汇报，胜利完成了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交给的特殊使命，对重新沟通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效应。

中共代表团派林育英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新方针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其成员林育英（化名张浩）回国寻找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其任务是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同时带回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恢复联络用的电台密码。林育英化装成商人，经蒙古于本月中旬来到陕甘宁边缘地区的定边，然后由赤卫队护送到瓦窑堡与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会面。

林育英一到瓦窑堡，张闻天特地安排他住在自己隔壁的窑洞里，并且急切地和他彻夜长谈，听取了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起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第二天，张闻天就给在前方指挥打仗的毛泽东写信，及时通报林育英来到瓦窑堡的情况及谈话内容。在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来到瓦窑堡会见了林育英。从此，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立即考虑怎样在政治上转变策略方针的大事。

12月17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林育英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委托，向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及有关情况，使与会同志了解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共产国际制定新政策的实质，以及共产国际赋予中国党的任务和责任。会议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提示和华北事变以来政治形势的新变化，认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于2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张闻天起草）。决议正确分析了当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和国内阶级的变动的新情况，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的特点”。这种新形势，使反革命营垒发生了“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形势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因此，重新确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决议再次重申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主张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名称改为“人民共和国”。决议还强调共产党要在争取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同时，着重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

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精神，毛泽东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理论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充分说明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估计到地主买办阶级也会发生分化，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同时强调指出加强党和红军的力量是争取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关键。

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指导下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是继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上组织上的“左”倾错误之后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完整地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为适应抗日斗争的历史要求从政治路线上作了重大转变，对于扭转“左”倾错误给党造成的长期孤立局面，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林育英以“国际代表”名义迫使张国焘停止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林育英通过与中央领导人的多次谈话，不仅了解了近几年来国内革命和红军长征的情况，而且得知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张国焘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与中央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尤其是1935年10月5日率领所部抵达西康卓木碉后，非法成立以他为“主席”的“临时中央”，同时作出所谓《组织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对此，林育英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毅然决定协助中共中央妥善处理与张国焘的分歧。12月16日，他给张国焘和朱德（红军总司令、长征后期同张国焘一起编在左路军活动）发出电报，除了告诉他们自己到达陕北的信息外，明确表示“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他清醒地认识到张国焘自立“中央”是不合法的，也不会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但是考虑到张国焘掌握的红军超过中央直接领导的数量，如果不能争取合作，对革命是不利的。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林育英商量，都意识到仅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已很难约束张国焘，必须借助“顶头上司”共产国际的权威。于是商定由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出面，对张国焘进一步做好说服争取工作，同时对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组织关系做一些让步。这样，林育英又承担起了一项共产国际原先没有授权的特殊使命。

张国焘接到林育英的电报后，以为这是寻求共产国际支持的好机会，于是以所谓“党中央”的名义，12月18日给“林聂彭李转育英同志”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实质是向林育英告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状。12月22日，林育英在给张国焘的复电中，向他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中共中央最近制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然后指出：“关于你们所提许多问题，当转交中共代表团及共产国际，我想这些问题在国际及党的七次大会上自能圆满解决。”因此，他希望张国焘注意两点：“第一，党内争论不应弄得太尖锐。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内可以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我已将这个意见同样地向这里诸同志提出。第二，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来有如下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与发展之不平衡，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州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他认为这可以成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办法”，要张国焘“深思，见复”。

林育英的来电很快在红四方面军中传开。朱德闻讯十分高兴，于12月30日单独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并转林育英，提出“我处与一、三军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对敌与交通情报应即时建立”，并介绍了所掌握的四川、青海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同时希望“你处敌情近况望告”。这是红一、四方面军自草地分开活动后，朱德冲破张国焘对通讯联络机构的控制，第一次单独发给中央的电报。对此，毛泽东十分兴奋，于1936年元旦直接复电朱德通报陕北情况，还明确告之：“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除苏联之外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张国焘看了来自陕北的电报，对始终没有答复他提出的“路线问题”和承认他的“中央”表示很不满意，1月6日又以所谓“党中央”的名义给林育英发了一封措词强硬的电报，说什么“为了党的统一和一致对敌，必须坚决反对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尤其是将中共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战略方针，歪曲为向北逃跑，是搞分裂，强调“上述的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但又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共中央研究了张国焘的来电，1月13日以“闻天”署名复电提出严正批评，令其取消非法的“临时中央”，重申：“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1月16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再次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惠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关系。我正带着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同一天，中共中央秘书处也将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内容摘要电告张国焘。然而，张国焘一意孤行，于1月20日致电林育英，拒不承认遵义会议决议，不但不肯取消自己另立的“中央”，反而污蔑遵义会议改组后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是“假冒党中央”，必须“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在这种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张闻天于1月2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严正指出“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根据这个决定，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同时在党内公布了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正当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重大原则性争论僵持不下的时候，朱德除了继续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作斗争外，也在思考解决党内统一的办法。1月23日他再次单独致电党中央，认为现值革命新的高涨，党内急宜求得统一，如果双方各以中央名义发文件，对外不一致，会使革命有损失，因此建议暂时分别以南方局、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行中央职权。恰好中央也有类似的考虑。于是，张闻天1月24日复电朱德，表示对建议“至为欢迎”，同意彼处“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

在这关键时刻，林育英以共产国际名义的表态，终于使张国焘不得不停止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月24日同一天，林育英致电张国焘和朱德表明态度：“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由此可见，林育英的这封电报，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的一个范例。一方面，他旗帜鲜明地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支持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充分肯定红军长征已经取得的胜利，这就表明既不承认张国焘非法成立的所谓“中央”，也否定了他污蔑北上抗日是“逃跑”的谬论。另一方面，与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同意成立西南局的意见完全一致，实际上也是表明既不支持张国焘自立“中央”的分裂主义错误，又给了一个自动放弃的台阶。

张国焘看到林育英以“国际代表”身份所作的表态，深知这个电报份量很重，终于不敢再顽固坚持错误立场。他懂得仅仅依靠自己兵多枪多的优势，可以不把张闻天、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放在眼里，但是绝对不能对处于最高领导地位的共产国际说一个“不”字。1936年1月下旬，张国焘在任家坝召集朱德、徐向前、周纯全、傅钟等领导干部开会，传达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大家都表示拥护。面对这种情况，张国焘于1月27日连发两封电报。一封给“育英、闻天并转各中委同志”，这表明已经勉强地承认了中共中央，并表示“原则同意”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同时又提出无理要求，要“国际代表暂代中央”或将中央设在白区，要党中央和他另立的“中央”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在另一封给林育英和张闻天的电报中，又为自己进行辩解。他说：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然而，仍不肯承认自己错了，相反却狡辩说：国际赞扬我党和万里长征的胜利，自是鼓舞中国革命同志最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谁也不想抹煞这个，但是否因此就不去学得教训。还说：党内思想斗争是应当加紧的，但党内生活如果没有领导干部间民主的、互助的、同志态度的互相商量，机械地运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妨碍自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的发展，同样不能收到思想斗争应有的效果，反养成打官话的习惯，发展成为似乎是有原则的斗争。他还否认自己召开卓木碉会议对中央领导人的“处理”，抵赖说此间对兄处领导同志不但未作任何组织结论，也没有将兄等原则上错误及分裂党和红军的事实告知二、六军团，而是对兄处中央委员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对外仍用毛主席名义。

从张国焘的这两封电报可以看出，他的错误立场有所转变。一方面，他“急谋党内统一”，表明没有拒绝林育英的调解，也不敢再以“中央”自居；另一方面，他仍不肯认错，还在为自己歪曲事实的“党内斗争”进行诡辩。但是，原来受他影响的陈昌浩等人已经很少继续迎合了。因此，对于红四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张国焘不得不征求林育英的意见。2月9日，张国焘和朱德联名致电林育英和周恩来，并说对二、六军团的行动方向与政治上有何指示，也请直发我处转去。

2月14日，“育英、闻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明确表示：“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统一，自是党与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欢迎。”“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问题，已见弟等前电所述，此外办法国际都不能同意。”这就断然拒绝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坚持了遵义会议以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合法性及其领导地位。这封电报，除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表明了坚定的原则立场外，在军事方针上则提出三个方案，以便红四方面军在执行中享有灵活运用的机动权。电报传到红四军后，高级干部立即开会研究，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案。张国焘在擅自带兵南下受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又见斯大林已同意中国主力红军向苏联靠近，也只好同意北上。

5月下旬，林育英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又通过多次电报对张国焘反复进行了说服教育，加上张国焘的“南下”、“西进”决策在实践中一再遭到严重失利，处境已很困难，内部的反对意见越来越多；而且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合后，很快被中央升格为红二方面军，张国焘已经不可能再对他们进行蒙蔽和控制。以上种种因素，使得张国焘再也无法继续他自立的所谓“中央”，迫于无奈，终于在1936年6月6日自行宣布取消，同意北上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及红一方面军会合，标志着张国焘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活动以失败告终。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及时派人沟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继续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必要的和完全正确的，在组织、政治、军事等方面都收到了极其重大的效果。这一果断决策及其成效，是众多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理应在党的历史留下应有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