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贺龙在军事上多谋善断、英勇顽强、坚定沉着、机智灵活，打了许多恶仗、硬仗、巧仗，立下赫赫战功。他刚直不阿，光明磊落，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关心部属，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高风亮节，更赢得了党和人民的爱戴，树立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崇高榜样。

 

    “两把菜刀闹革命”，70次要求入党，南昌起义中的非共产党员总指挥

 

    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一个贫农家庭的贺龙，由于家境贫寒，仅读了5年私塾便辍学务农，以打柴、割草、放牛，农闲时节与父亲外出缝衣赚钱养家糊口。苦难的童年，使其以愤世嫉俗，仗义疏财，敢于同恶势力相抗争而闻名乡里。

    1914年，年仅18岁的贺龙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开始从事反袁护国的革命活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屡遭失败，使贺龙逐渐认识到，穷人要翻身解放，必须抓枪杆子。于是，他酝酿了向反动当局夺枪的计划，并三次成功地夺得武器。

    三次夺枪成功，贺龙拉起自己的队伍并不断得到发展，在荆江两岸与北洋军阀部队作战中连获胜利。1945年，贺龙在参加党的七大时填写的履历表上写着：“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

    毛泽东从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壮举中，看到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以及夺取革命胜利应采取的正确道路。在“三湾改编”中，他以此为例鼓励起义军：“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出了一个军。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已经有了两个营的兵力，还怕干不起来吗？”

    在旧军队里，贺龙从营长当到军长，但他从孙中山的国民党中没有看到中国的希望。他曾对好友刘达五说：“孙中山是个伟人，我一直是对他敬佩的。可是，经过两三年在四川打仗，我有点想法啰，依我看，孙中山很多次出兵作战，都是正义的。照理说，正义应该得胜嘛，毛病就出在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这帮人有奶便是娘……早晚是靠不住的。”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贺龙在黑暗中艰苦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中找到了光明。1924年底，贺龙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共产党。他先后接触了共产党员夏曦、毛泽东派来的兼有国共两党省委委员身份的陈昌甫，并慷慨资助中共5万银元。

    1926年8月30日，贺龙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到他的军中开展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周逸群公开提出：“我要参加共产党，你介绍我加入。”由于当时中共规定在友军内部不准吸收高级军官入党，周逸群对他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会有人找你。”

    此后，贺龙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入党申请，但都没有得到批准。其中，阻止贺龙入党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张国焘。他认为贺龙“出身土匪，他要参加中共跟你干，你要不同意他干的话，他反水，要翻脸就麻烦”了。这时，蒋介石派人游说、拉拢贺龙，许诺让他当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主席，并赠送一栋地处南京的大洋楼，贺龙断然拒绝。

    在大革命失败前夕，面对白色恐怖，有的人动摇了，有的人远离甚至背叛了革命，但贺龙对中国共产党却意志弥坚。6月底，贺龙主动拜访共产党人林伯渠，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到底。

    7月23日，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当日，中共临时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会见贺龙，向他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希望贺龙率领第二十军参加。贺龙激动地说：“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样重大的机密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27日，周恩来来到南昌，以他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随即成立，并决定由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这时，有关吸收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再一次提了出来。周恩来不同意张国焘的看法，他认为贺龙出身也是贫苦的，多年来，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可以信任的。周恩来主张吸收贺龙入党，而不是应付他、安抚他。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2万余人的革命武装，在南昌举行起义。战斗异常激烈。贺龙的指挥部和敌人隔街相望，距离不到200米。站在石阶上指挥作战的贺龙，流弹不时从头上呼啸飞过，他从容不迫，指挥若定。激战4个小时，以全歼敌军3000余人的结果，宣告了南昌起义的胜利。

    南昌起义的考验进一步证明了贺龙对党的赤胆忠诚，根据周恩来、周逸群提议，8月末或9月初的一天，贺龙终于如愿以偿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后，回顾自己的入党经历，贺龙如是说：“有的材料写着我七十次找党，算上历次的要求，我也记不清楚了，没有七十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

 

    挫败张国焘的分裂阴谋，顶住林彪的淫威，决不允许“军权高于一切”

 

    贺龙常说，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他认为，作为一名革命军人，对党忠诚是第一位的，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率领军队的党员，绝对不能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人民军队不归任何个人私有，而是属于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决不允许“军权高于一切”、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发生。因此，贺龙自从参加革命后，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干革命的信念就没有动摇过。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接到中央的电文后，贺龙表示坚决拥护。他说：“我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但从我本身的经验教训中，从读到他写的文章中，深知他是我们的正确领导者。”

    1936年6月底，贺龙率领红二军团来到雀儿山下的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为拉拢红二军团反对中央，在干海子中国工农红军总部见到贺龙和任弼时后，大大恭维了一番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一番，接着，攻击中央奉行“右倾逃跑”路线，奸诈地提出要召开党的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问题”，想从组织上胁迫二、六军团同意他的反党路线。任弼时马上反问：“报告由哪个作，有了争论结论又怎么办？”把他顶了回去。

    张国焘又生一计，提出要开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干部联席会议，想以多数压少数，通过拥护他的决议。贺龙同任弼时、关向应商议后说：“联合起来开会，我们不反对，但是，丑话要说在前头，不准以多数压少数，把错误的政治观点强加给二、六军团。”

    还在6月初，贺龙就从王震的电报中得知张国焘派人到六军团散发攻击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小册子，被王震扣下了。贺龙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的行动。为了教育部队不受张国焘蛊惑煽动，贺龙多次对二、六军团的高级干部说：“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他在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真中央是毛大帅领导，现在在陕北。我们大家都要听党中央的，都要跟着毛大帅走。”

    7月2日，在张国焘提议召开的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干部联席会议上，由于朱德、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王震等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北上的路线，维护两支部队的团结，会议一致通过了两支部队立即共同北上的决议，使张国焘借口还需要筹粮，需要在西康继续逗留一段时间以拖延北上的计谋，又一次破了产。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在很长一段时间把持军队大权，但贺龙始终不改初衷，军队必须听党的话。这样，贺龙成为林彪的绊脚石。于是，他授意李作鹏、吴法宪罗织、捏造罪名向毛泽东告状。1966年9月5日上午，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吴法宪的诬告信交给了贺龙。贺龙看后问道：“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9月9日晚，毛泽东让秘书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次日上午，贺龙来到林彪住处。林彪当即表示：“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面对贺龙诚恳的态度，林彪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林彪此话，露骨地表明他要千方百计抓住自以为是贺龙的小辫子从而达到控制贺龙的险恶用心。作为从1964年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明白，他不可能让林彪满意。于是，就笑了笑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对这样的回答可能招来的后果，贺龙心知肚明，但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不可能作出别的选择。这样，更大的灾难接踵而来。在生命最后一刻，贺龙依然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他说：“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决不会饶恕。”后来让林彪迫害贺龙的阴谋得逞，毛泽东曾做过3次检讨，尽管在他的有生之年已为贺龙平反。

 

    官兵一致，爱兵如子，人格魅力产生巨大凝聚力、战斗力

 

    作为杰出的军事家，贺龙懂得士兵与战争制胜的关系。他说：“要用兵，就要爱兵。”他不仅这样教育干部保持密切的官兵关系，而且以身作则，带头做爱兵的模范。1928年冬，部队来到湘鄂边的高山峻岭之中。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贺龙和战士们一样，一身单衣，一双草鞋，几天吃不上一粒盐，喝不上一口稀粥。有一次，炊事员想方设法弄到手指大一点盐巴，给贺龙同志专炒了一碗有盐的辣子。贺龙尝了一口，知道是炊事员专给他做的，便将那碗辣子倒进大锅里。炊事员上前阻挡，贺龙微笑着说：“我们官兵一样，有盐同咸嘛！”

    他曾视察过的部队官兵回忆说，1952年，贺龙深入部队检查工作，发现一个工兵连住在简陋的工棚里，连电灯也没有，生活条件很差。贺龙很生气，立即把有关人员找来，严厉地批评说，这个连就住在你们眼皮底下，你们却对战士的困难和疾苦视而不见，不关心战士，这怎么能行呢？接着叫他们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让给工兵连住。这不仅对当事人是一次生动的教育，而且也是对全军干部的教育。

    贺龙始终把自己看成是普通一兵，从不特殊。他坚持参加党的小组生活和支部活动。他所在党小组的同志考虑到他工作繁忙，年老多病，有时开小组会就不通知他。有一次他对小组长说：“开小组会为什么不通知我？是共产党员就要过组织生活。你们不让我参加是不对的。在长征途中，我和马夫、伙夫编在一个党小组，马夫担任组长。他叫我张贴标语、搞宣传，我非常高兴，提起糨糊桶就走。今后你们也要分配我参加一些活动。”

    对待子女，贺龙严格要求。他说，我对子女的要求就像我们这代一样，就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要想着成名成家，做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把人做好就行了，不要求你们当博士、硕士，当局长、部长，老老实实做人就行了，把日子过好就行了。这话听起来好像没有尺度，实际上却是个很高的标准。为此，贺龙给他的子女立了不少规矩：他要求子女养成艰苦朴素的良好习惯，吃饭不能掉米粒，吃完饭以后还得自己把碗筷洗干净；要自食其力，自己挣钱，自立自强；绝不允许以他的名义向学校和组织上要求特殊的照顾和待遇。

    贺龙这样修身、立德、掌兵、为国、治家，以自己的榜样作用影响人、教育人、感染人所产生的人格力量是巨大的。在他辞世几十年后，他的故事在神州大地上仍广为传颂。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对于这个评价，贺龙当之无愧。